20世纪的文学名著中有部奇书，它就是苏联作家米·左琴科的科研小说《日出之前》。因为奇，人们曾久未读懂；因未被读懂，书与作家都蒙受了沉重的灾难。
1943年8月，苏联文学杂志《十月》刊载了该作头3章，10月登了4－7章。杂志连连催稿，计划年终登完。作家累得精疲力竭，但憧憬未来，兴奋不已，不料11月接到通知，杂志奉命停载。颇显天真的左琴科愕然之余，起而上书领袖斯大林，吁请熟悉作品，支持刊登。他当然不知道，5月联共（布）中央调阅该作在前，杂志停载在后。12月2日、3日，党中央书记处与组织局先后通过了《关于提高文学刊物书记责任的决议》和《关于监督文学艺术刊物的决议》，里面批评了不少作家，左琴科与他的《日出之前》首当其冲。12月6日，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马尔夏克、什克洛夫斯基等批判《日出之前》是反艺术的，有违人民利益的。12月31日，左琴科被逐出《鳄鱼》杂志编委会。1944年1月，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批判该作文章《谈一部有害的小说》。3月，党中央机关杂志《布尔什维克》发表吉洪诺夫的文章《苏联文学中的卫国战争》，文中点名批判了左琴科及其《日出之前》。对于身为老朋友的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行为，吉洪诺夫对左琴科解释说，他是“奉命行事”。
1944、1945的两年中，左琴科备尝痛苦与冷落。1945年12月，一家默默无闻的少儿杂志《穆尔济尔卡》发表了他的一个儿童短篇小说《猴子历险记》。1946年6月《星》杂志新辟儿童文学栏目，临时抓稿，未跟作家打招呼便转载了这个短篇，里面写了一只猴子有趣的经历，也借此批评了人们的一些不良行为。不料苏联社会中的人是不能批评的“苏维埃人”，因而触犯天条，这个儿童短篇小说便成了一条导火索，作为“前科”的《日出之前》因此遭到了更加粗暴的批判，几乎将作家置于死地。
1946年8月9日党中央组织局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斯大林亲临现场，怒气冲冲地对左琴科（还有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批判，在政治上把左琴科定为“对苏维埃人有怨气”的“诽谤者”、“江湖骗子”；在艺术上把左琴科定为“粗俗写作匠”，说他写的东西“是催吐剂”；在人格上则大骂“你们的左琴科是个流氓！”这就是斯大林说的“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这种人”的原因。最后斯大林将一个文弱书生与整个社会对立起来，说“不是社会应该按左琴科的愿望改造，而是他应该改造，若不改造，就让他见鬼去！”
在当时的苏联，斯大林不仅是列宁事业无可争议的继承人，而且刚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作为党和国家至高无上、威严万分的领袖，他只字千钧的话随即导致了左琴科与苏联文学的一场历史悲剧。斯大林讲话后起身离开会场，联共（布）中央随即就起草了《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除了刺耳的斥责与谩骂外，明文规定以后“不让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与类似他们这样的人的作品进入杂志，以保障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水准”。这无疑剥夺了一个作家的职业。除忍受各种宣传媒体的斥责与谩骂外，左琴科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稿费。决议14日通过，16日见报。党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则于16、17日赶往列宁格勒作动员报告，不仅从左琴科的成名作批判到他最后一部著作，说它们“与苏维埃文学格格不入”，而且把“无耻”、“下流坯”、“渣滓”、“流氓”等几乎所有污秽贬辱之词都加到了作家头上，甚至说作家把宣扬下流作为“享乐”，“甘愿向人展示：瞧我这流氓样！”还能想像出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一位知识分子更加粗暴的凌辱吗？在这之后，9月4日左琴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文学中出现了所谓的“解冻”现象，但左琴科仍然不能恢复作协会员的会籍，这位协同高尔基缔建苏联作家协会的老作家，现在只能以新会员身份重新入会。但即使这个“好景”也未长久。1954年左琴科奉命会见英国大学生代表团时，表示不同意日丹诺夫对他的谩骂，因而引起了对他的又一轮（第三轮）批判。1958年，这位苏联文学系列丛书“当代文学大师们”推出的第一位大师，这位屡受高尔基赞扬，苏联人因不知其名而羞耻的大作家，在贫病交加中郁郁而终。由于对左琴科与“左琴科这样的人”的粗暴批判，苏联文学中战后出现了长时期的粉饰太平的不良倾向。
《日出之前》这场悲剧的出现，原因很多。但没有读懂则是重大而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是位颇有文学造诣的领袖人物，他对《日出之前》不能容忍的态度，首先是因为对科研小说这种体裁不理解，对这种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文学样式不习惯，不宽容。另外1943年苏联卫国战争的残酷也使斯大林难以静下心来细读这部游离于炮声硝烟之外的作品。
左琴科说，《日出之前》这部书，“是以医学和哲学的形式写我个人的生活”，这是“一部科研作品，科学著作，诚然，是用浅显的，有些非论证性的语言叙述的”。左琴科自幼孤僻内向，从青春期起精神抑郁症便一直困扰着他。他到处求医吃药都无济于事，博览群书查找病因时，他发现曾经与他同病相怜者天下还大有人在，如肖邦、果戈理、福楼拜、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等，于是他决心找出这种病因，给人们一把“幸福的钥匙”（《日出之前》的曾用名）。
左琴科认为，由于巴甫洛夫过早去世，他的条件反射理论研究没有进行到底，作家要在《日出之前》这部小说中继续生理学家的未竟事业。不过左琴科不像巴甫洛夫那样，用狗进行条件反射实验，而是要用自己的病体进行研究，像他在《复返的青春》中说的，“我这些医学论断不是抄来的，我就是用作实验的狗。”为了查找致病的原因，左琴科利用弗洛伊德主义（尽管他当时不承认，也不敢承认），先从16岁开始回忆往事，以后又从5岁回忆到15岁，继而是2岁到5岁，但都没有找到病因，于是又回忆2岁之前，并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研究这个单靠回忆无法深入进去的、记忆模糊不清的混沌世界，这个生平第一次接触外界世界的人生破晓时分，人生的“日出之前”。
《日出之前》中作家回忆了自己一百多件往事，也记述了其他人间俊杰与平民百姓的一些事迹。从审美上说，从文学样式来说，它们都是一篇篇生动有趣的纪实小说，作家本人就是这部“小小说集”的，或者说以他为中心人物结联成书的中篇小说的主人公。但从科研著作讲，每篇纪实小说又都是研究的手段，是资料，是论据，无不服从于查找病因这一研究课题。应强调指出的是，它不是一部科幻小说或科普小说，里面既无科学幻想，也无普及已有知识之意，它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研究小说。作者在书中集作家与科学家于一身。就像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中，本来不能引起唾腺分泌的声、光、节拍器却令狗口水直流一样，生活中本不可怕的东西有时却引发错误的联想，产生某种可怕的条件反射，如作家因幼时受到乞丐恐吓，成年后关于乞丐的噩梦仍整夜不断。同样，有的人因初恋的悲剧日后怕谈恋爱，有的人第一次怀孕流产以后害怕怀孕……总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日出之前》正是要割断这种错误的联系，这种不幸的条件反射，免除人间苦难。
作为科学著作，作为学术成果，其结论人们完全可以对它展开争论，各自褒贬，可惜人们对这种作品的体裁本身不理解，不容忍，因而称它是“反艺术的”。继而把科研小说的科研因素置之不顾，片面品味作为科研手段的生活琐事，包括作者为查找病因而不惜坦露的“不便启齿”的往事，它们便成了破口大骂作家“流氓”的口实，尽管这几件琐事中也无淫秽的成分在内。
1943年《日出之前》中途被禁之后，后半部直到1972年才在《星》上以科研文艺作品加以发表，该杂志既不敢说它是《日出之前》的未能发表的几章，也未敢用原来的书名，而是偷偷换了个称呼，叫《理智的故事》。1973年美国学者维拉·冯·威廉认出它就是《日出之前》无缘面世的部分，因而前后合二而一，以《日出之前》的原名在纽约出版。在苏联，则到1976年《理智的故事》出单行本时仍对它与《日出之前》的关系守口如瓶。直到1987年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左琴科选集》（三卷本）第3卷，《日出之前》才终以一部完整著作的面目与作者祖国的广大读者见面，再后才有了它的各种各样的版本，此时作家已经作古39年。再到第二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才被撤销，这则是作家40忌辰的事了。
现在，如果有一天《日出之前》到了哪位读者手中，读者会意识到这是一部科研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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